红色特工赌气离开，周恩来紧急发电召回，毛主席宽容，最终他成为新中国某省省长！
1943年秋，一封加急电报从嘉陵江畔的南方局发出，经宝塔山下的军邮处辗转送到延安。电文只有一句话：“王梓木已离站，请示处置。”收信人是周恩来。半小时后，又一行密令回传：“限三日内找到他，务必带回。”短短数十字，道尽一场暗流。
那时的整风已进行了两年，文件、学习、批评轮番进行。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日夜穿行在驿道与茶楼之间，王梓木便是其中的老行家。他出身黑龙江木兰县，1920年代考入西北陆军学校，左腿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被流弹击碎，木制假肢敲在石板路上，声响沉闷却步伐分毫不乱。
军中岁月留下的不只是残疾，还有遍布西北的人脉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被周恩来调到重庆，专做联络与情报。冯玉祥称他“老王”，吴铁城也礼让三分。多年穿梭，他养成直脾气，遇事爱顶牛。整风会议上，年轻同志一句“西北军旧气味”，彻底戳中他的痛点。
争辩声越升越高，会场外的霜气透进窄窗，他拄着拐杖重重一顿：“说我封建？那我走！”当晚，他雇了黄包车往江边去，车夫回忆：“那位独腿先生没回头。”第二天拂晓，人已消失在雾里。
“老王去哪了？”值班干部急问。“去了重庆。”助手答。“快追！”周恩来电令只有三字。董必武把文件一合，亲自点将：军事组两人、外事组一人，再加王梓木的妻子，共赴江州。短短的对话在暗号里传递，却压住了更大的风声。
抵达重庆时，王梓木正在冯玉祥公馆。冯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一走了之，可不是好计。”国民党方面也趁机游说，他表面微笑，心里却翻腾。半夜，他望着嘉陵江水，自语：“到底欠谁一个交代？”
三天后，妻子带着尚在学步的儿子出现在门口。孩子摇着木哨子，哨声短促而尖亮。她没有责备，只轻声道：“走错一步容易，可别把余生都搭上。”几句话击中了他最柔软的地方。第二天凌晨，他给延安写下六页检讨，坦承冲动、请求归队。
延安回电很快：毛泽东批示，“此人历经艰险，对革命有功，错在一时，允其归队，继续使用”。没有指责，也无罚则，只一句“继续使用”表达了最大的信任。王梓木随即北返，被安排到冀察鲁豫城工部，负责敌后统战，行动更为谨慎。
1948年东北解放，他奉命赴北满，出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又转至辽宁，任副省长。多年负伤的残腿，每逢雨季便隐隐作痛，他常拿手轻敲木腿，自嘲“报时闹钟”。同僚回忆，他会议桌上一张旧地图翻卷起边，仍标着重庆、延安与木兰县，用红笔连成折线，那是他一生的坐标。
1967年初夏，王梓木病逝于沈阳，终年73岁。病床旁摆着的，仍是那只木制假肢与磨得发亮的皮质密码本。有人说，他的故事像一面镜子：整风的锋利、组织的温度、个人的倔强，全都映在其中，连同那段尘封的急电，一并沉入历史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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